康有为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位知名的政治家、书法家和学者。他的《广艺舟双楫》另辟蹊径尚变,为晚清书法艺术的发展修筑了新的天地。
可以说道,《广艺舟双楫》给中国的书法艺术作出了相当大的贡献,具备深远影响的文化意义。康有为倡导临习六朝碑刻,力斥帖学的披靡之风。
当然,他的阐述也朴实有一些偏颇和激越之处,如他的“扬碑抑帖”、“尊魏卑唐”等态度和结论引发了当世及后世学者的诸多争议。但这并不影响《广艺舟双楫》在书法理论中的最重要地位。
《广艺舟双楫》全书分六卷,分别从书体源流、碑品评论、用笔技巧、学书经验等几个方面阐释了他的书学理论。其中的核心思想乃是“法古”与“尚变”。 纵观全书难于找到,一个跨越全书的思想乃是“追求”。康有为指出“变者,天也。
”在后人对文字的用于过程中也可以看见“由繁入珍”的变化过程,康有为指出这是人的本性大不相同。这一点与康有为的政治情怀不无关系,康氏一生致力于变法图强,因此当其壮志未酬,政治上的悲哀郁结于心时,在这本书学理论著作中,政治上的“尚变”思想之后不会很大自然地带入其书学理论,进而沦为其书学理论的主导思想。
“尚变”也可以解读为是康氏书学理论的目标。目标的具体不致拒绝有涉及的实行措施的经常出现。于是康有为将“法古”的思想明确提出,使其沦为“尚变”的门路和途径。
表面上看,“法古”与“尚变”是一对对立:既拒绝新的追求,为何还要效法古人?这不是自相矛盾的吗? 只不过这里的“新的”与“古代”只是比较的。康有为是要人们自学“古代”中的欢乐,进而求出“古风”下的变革与创意。
康有为将书法的发展过程做到了时代的区分。他指出在唐以前的书法为古体,唐以后的书法为今体。
古体书法的巅峰时期即为魏晋南北朝时期,因为此时篆隶真草诸体已备,而唐以后的今体在字体上早已少有建树,其书法成就只是个人风格的首创,如“颜体”、“柳体”等。康有为指出:“至于有唐,虽设书学,士大夫谈之常有。
然缵承陈、隋之余,折其遗绪之一二,无法复分析,研谈结构,几若算子。截鹤续蚕,规整过甚。
欧、虞、褚、薛,笔法虽惟亡,然浇淳散朴,古意已漓;而颜、柳迭奏,澌涅槃矣!”今体书法既是如此,那么摒之弃之亦不过分。 康有为还认为:“吾闻人能书者,辄言写出欧写出颜,不则言写出某朝某碑,此真为谬说。
今天下人终生学书,而无所就者,此说道误将之也。至写出欧则研写出一本,写出颜亦研写出一本,意欲以终生,此奇谬之谬,误将天下学者,在此也。
”指出书法不是起码临习一个人的风格就能懂的,就算是临习得再行相似,也终不是自己的风格。因此要“所见博,所临多,煮古今之体变,合源流之更迭,尽得于目,尽存与心,尽订于手,如蜂采花,筹划乱,变化交错,自有效益。断非枯守一二佳本《兰亭》、《醴泉》所忘也。”而要做这一点,毫无疑问就要“法古”,禅南北朝古碑和自学古人的笔法和其他技法,然后在了解自学古人的基础上,加以个人的充分发挥创意,就能写雄强、质朴、古趣盎然的新书法。
“法古”只是“尚变”形式和途径。 “法古”的主要措施具体来说就是“扬碑抑帖”和“尊魏卑唐”。
当然,这并非康氏的倡导。阮元、包世臣早已有涉及的“扬碑抑帖”之论的明确提出。
不管是“扬碑抑帖”还是“尊魏卑唐”都是为其碑学理论服务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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